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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晓风《孤意与深情》

我和俞大纲老师的认识是颇为戏剧性的,那是八年以前,我去听他演讲,活动是季曼瑰老师办的,地点在中国话剧欣赏委员会,地方小,到会的人也少,大家听完了也就零零落落地散去了。

但对我而言,那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,也不管夜深了,我走上台去找他,连自我介绍都省了,就留在李老师那套破旧的椅子上继续向他请教。

俞老师是一个谈起话来就没有时间观念的人,我们愈谈愈晚,后来他忽然问了一句:

"你在什么学校?"

"东吴--"

"东吴有一个人,"他很起劲地说,"你去找她谈谈,她叫张晓风。"

我一下愣住了,原来俞老师竟知道我而器重我,这么大年纪的人也会留心当代文学,我当时的心情简直兴奋得要轰然一声烧起来,可惜我不是那种深藏不露的人,我立刻就忍不住告诉他我就是张晓风。

然后他告诉我他喜欢的我的散文集《地毯的那一端》,认为深得中国文学中的阴柔之美,我其实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很羞于启齿,由于年轻和浮浅,我把许多好东西写得糟极了,但被俞老师在这种情形下无心地盛赞一番,仍使我窃喜不己。接着又谈了一些话,他忽然说:

"白先勇你认识吗?"

"认识。"那时候他刚好约我在他的晨钟出版社出书。

"他的《游园惊梦》里有一点小错,"他很认真的说,"吹腔,不等于昆曲,下回告诉他改过来。"

我真的惊讶于他的细腻。

后来,我就和其他年轻人一样,理直气壮的穿过怡太旅行社业务部而直趋他的办公室里聊起天来。

"办公室"设在馆前街,天晓得俞老师用什么时间办"正务",总之那间属于怡太旅行社的办公室,时而是戏剧研究所的教室,时而又似乎是振兴国剧委员地的兔费会议厅,有时是某个杂志的顾问室……总之,印象是满屋子全是人,有的人来晚了,到外面再搬张椅子将自己塞挤进来,有的人有事便径自先行离去,前前后后,川流不息,仿佛开着流水席,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做学术上的或艺术上的打尖。

也许是缘于我的自入,我自己虽也多次从这类当面的和电话聊天中得到许多好处,但我却不赞成俞老师如此无日无夜的来者不拒。我固执的认为,不留下文字,其他都是不可信赖的,即使是嫡传弟子,复述自己言论的时候也难免有失实之处,这话不好直说,我只能间接催老师。

"老师,您的平剧剧本应该抽点时间整理出来发表。"

"我也是这样想呀!"他无奈地叹了口气,"我每次一想到发表,就觉得到处都是缺点,几乎想整个重新写过--可是,心里不免又想,唉,既然要花那么多功夫,不如干脆写一本新的……"

"好啊,那就写一个新的!"

"可是,想想旧的还没有修整好,何必又弄新的?"

唉,这真是可怕的循环。我常想,世间一流的人才往往由于求全心切反而没有写下什么,大概执着笔的,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。

老师去世后,我忍不住有几分生气,世间有些胡乱出版的人是"造孽",但惜墨如金,竟至不立文字则对晚辈而言近乎"残忍",对"造孽"的人历史还有办法,不多久,他们的油墨污染便成陈迹,但不勤事写作的人连历史也对他们无可奈何。倒是一本《戏剧纵横谈》在编辑的半逼半催下以写随笔心情反而写出来了,算是不幸中的小幸。

有一天和尉素秋先生淡起,她也和我持一样的看法,她说:"唉,每天看讣闻都有一些朋友是带着满肚子学问死的--可惜了。"

老师在世时,我和他虽每有会意深契之处,但也有不少时候,老师坚持他的看法,我则坚持我的。如果老师今日复生,我第一件急于和他辩驳的事便是坚持他至少要写二部书,一部是关于戏剧理论,另一部则应该至少包括十个平剧剧本,他不应该只做我们这一代的老师,他应该做以后很多代年轻人的老师……

可是老师已不在了,深夜里我打电话和谁争论去呢?

对于我的戏剧演出,老师的意见也甚多,不论是"灯光"、"表演"、"舞台设计"、"舞蹈"他都"有意见",事实上俞老师是个连对自己都"有意见"的人,他的可爱正在他的"有意见"。他的意见有的我同意,有的我不同意,但无论如何,我十分感动于每次演戏他必然来看的关切,而且还让怡太旅行社为我们的演出特别赞助一个广告。

老师说对说错表情都极强烈,认为正确时,他会一叠声地说:"对--对--对--对--……"

每一个对字都说得清晰、缓慢、悠长,而且几乎等节拍,认为不正确时,他会嘿嘿而笑,摇头,说:"完全不对,完全不对……"

令我惊讶的是老师完全不赞同比较文学,记得我第一次试着和他谈谈一位学者所写的关于元杂剧的悲剧观,他立刻拒绝了,并且说:

"晓风,你要知道,中国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,完全不同的,一点相同的都没有!"

"好,"我不服气,"就算比出来的结果是'一无可比',也是一种比较研究啊!"

可是老师不为所动,他仍坚持中国的戏就是中国的戏,没有比较的必要,也没有比较的可能。

"举例而言,"好多次以后我仍不死心,"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悲剧里在最严肃最正经的时候,却常常冒出一段科浑--而且,常常还是黄色的,这不是十分相似的吗?"

"那是因为观众都是新兴的小市民的缘故。"

奇怪,老师肯承认它们相似,但他仍反对比较文学。后来,我发觉俞老师和其他年轻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,到头来各人还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,而师生,也仍然是师生。

有一阵,报上猛骂一个人,简直像打落水狗,我打电话请教他的意见,其实说"请教"是太严肃了些,俞老师自己反正只是和人聊天(他真的聊一辈子天,很有深度而又很活泼的天),他绝口不提那人的"人",却盛赞那人的文章,说:

"自有白话文以来,能把旧的诗词套用得那么好,能把固有的东西用得那么高明,此人当数第一!"

"是'才子之笔'对吗?"

"对,对,对。"

他又赞美他取譬喻取得婉委贴切。放下电话,我感到什么很温暖的东西,我并不赞成老师说他是白话文的第一高手,但我喜欢他那种论事从宽的胸襟。

我又提到一个骂那人的人。

"我告诉你,"他忽然说,"大凡骂人的人,自己已经就受了影响了,骂人的人就是受影响最深的人。"

我几乎被这种怪论吓了一跳,一时之间也分辨不出自己同不同意这种看法,但细细推想,也不是毫无道理。俞老师凡事愿意退一步想,所以海阔天空竟成为很自然的事了。

最后一次见老师是在国军文艺中心,那晚演上本《白蛇传》,休息的时候才看到老师和师母原来也来了。

师母穿一件枣红色的曳地长裙,衬着银发发亮,师母一向清丽绝俗,那晚看起来比平常更为出尘。

不知为什么,我觉得老师脸色不好。

"救风尘写了没?"我趁机上前去催问老师。

老师曾告诉我他极喜欢元杂剧《救风尘》,很想将之改编为平剧。其实这话说了也有好几年了。"

"大家都说《救风尘》是喜剧,"他曾感叹地说,"实在是悲剧啊!"

几乎每隔一段时间,我总要提醒俞老师一次"救风尘"的事,我自己极喜欢那个戏。

"唉--难啊--"

俞老师的脸色真的很不好。

"从前有位赵先生给我打谱--打谱太重要了,后来赵先生死了,现在要写,难啊,平剧--"

我心里不禁悲伤起来,作词的人失去了谱曲的人固然悲痛,但作词的人自己也不是永恒的啊!

"这戏写得好,"他把话题拉回《白蛇传》,"是田汉写的。后来的《海瑞罢官》也是他写的--就是给批斗了的那一本。"

"明天我不来了!"老师又说。

"明天下半本比较好啊!"

"这戏看了太多遍了。"老师说话中透露出显然的疲倦。

我不再说什么。

后来,就在报上看到老师的死。老师患先天性心脏肥大症多年,原来也就是随时可以撒手的,前不久他甚至在计程车上突然失去记忆,不知道回家的路。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看,老师的心脏病突发倒是我们所可能预期的最幸福的死了。

悲伤的是留下来的,师母,和一切承受过他关切和期望的年轻人,我们有多长的一段路要走啊!

老师生前喜欢提及明代的一位女伶楚生,说她"孤意在眉,深情在睫","孤意"和"深情"原是矛盾的,却又很微妙地是一个艺术家必要的一种矛盾。

老师死后我忽然觉得老师自己也是一个有其"孤意"有其"深情"的人,他执着于一个绵邈温馨的中国,他的孤意是一个中国读书人对传统的悲痛的拥姿,而他的深情,使他容纳接受每一股昂扬冲激的生命,因而使自己更其波澜壮阔,浩瀚森森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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