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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璞《下放追记》

那是冬天,我们坐着大车慢慢地走近村庄,但路旁的果树还很茂密。不远处的桑干河水结了冰,如一条发亮的银带,蜿蜒远去。我们进了这个村子,住下来,开始下放锻炼。

村名温泉屯,属河北省涿鹿县。涿鹿县后来和怀来县合并,后来听说又分开,不知现在到底是什么地名。不过温泉屯始终在桑干河畔,没有移动,我在那里的一段,和我一生中的其他岁月大不相同。

记得下放回来以后,我曾想写一点文字。当时写了一篇短文,题目是《第七瓶开水》,写我的房东老大娘,在我到别的村子去的日子里,每天为我换新的开水,换到第七瓶,我才回来。原稿的第一句话是"天下的母亲都是慈爱的",写下来一看,不对,这不是人性论的说法吗!赶快删去。那时处在一个随时随地要进行思想改造的地位,而且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,自己随时把头上的紧箍再按按紧,这样也就把想说的话按了回去。写出的文章不可读,所以也就不写。现在看来,往事如同发黄了的旧照片,只有一片模糊。不过有些画面反而分明,因为看到了它的来龙去脉,把它烘托得明朗了。

我们下去的时候,还在"大跃进"运动中,家家户户吃食堂。报上不停地宣传食堂的优越性,而我们在村庄里看到的是男女老少捧着碗、排着队等那一口吃食,尤其是老人和小孩站不动了也要排着,看了让人心酸。问食堂好不好,他们不敢说,只是苦笑。我曾想给中央写信,但是我没有足够的勇气。赵树理同志是写了信的,后来受到批判。那次批判我也参加了,赵树理检查说:"是我自己没有学习好理论,没有听党的话。"我听了十分难过,但是我还是没有勇气站出来说,他是对的。

我们跟着村民一起夜战,挖大渠、修水库。我们和村干部一起做报表,报告一个麦穗上有几粒麦子。无论怎么样日以继夜地拼命,达到谎话连篇的报表数字是不可能的。村民很朴实,村干部中也没有什么品质特别恶劣的人,但是假话成了一种正常现象,假话成了真的,真话倒被认为是假的。如果没有亲到农村,我可能也要积极参加反"右倾"运动,用假话批判真话。幸而我有这个机会看到书斋以外的世界。

下放生活中充满了政治。我们经常开小组会,谈心得体会,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。一位同志新婚不久难免想家,私自回京受到批判,现在想来真是不近人情。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生活主线的年代,"人情"是划给了资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的。每期下放中间要整风,必须找出批判对象,人人都可能摊上这一身份,生性谨慎些的人索性事事汇报,自己不负任何责任。后来我想,这也是由于社会原因产生的一种生活方式,完全丧失了自我,甚至是自觉自愿的。

除下放干部内部经常斗争外,农村的各种运动没有稍停。要走社会主义道路,要巩固公社,就得斗争。这时候被整的多是社员。到我们回京后,在全国的大饥馑中,便是查抄村干部的家了,翻箱倒柜,看他们有没有私藏粮食。哪里有一点对人的起码尊重。我没有赶上参加这种查抄,暗地有些庆幸。

在下放中,我体会到生活比较原始的面貌。我们周围再没有墙壁。我们和天空、田野,和收获的喜悦、灾难的伤痛都离得很近。那一年夏天,桑干河泛滥,平时安静徐缓的河水,忽然变得面目狰狞,从远处咆哮而来。我们和村民一起运沙袋、搬石头,后来大家把所有的棉被都拿到堤上去了。河水里不断漂下来破门破窗和破烂的家什,还有大牲口的尸体。我们在堤上守望,随时有灭顶之灾,没有谁想到走开,也不觉得怕,村里似乎也没有组织疏散,就这样和洪水对峙,总有两三天光景,最后是人定胜天,战胜了洪水。有一次,从当时公社所在地五堡到温泉屯的路上遇见大雷雨,土路很快成了泥潭,拔不出脚来,到后来只好手足并用。大野茫茫,每一个闪电都像劈在自己头上,我和两个村干部就这样一路跌跤,到村后都成了泥人儿。远远望见自己的村庄时,真觉得房屋是太可爱了。进了家门,我没有忘记说一句,这真是经风雨,见世面了。

我们参加劳动,冬末春初,为准备春耕平整土地。人们用锄或锹把土块打碎,是为打"土坷垃"。这是力气活,很累人。我喜欢绑葡萄这活计。用马莲叶子把碧绿细嫩的葡萄须绑在架子上,看它们经过人们调理服服帖帖有规有矩,一架架葡萄排下去,像趴伏在地上的一队队小兽,觉得自己帮助了它们,感到劳动的意义。

温泉村果树多,尤其多的是杏和香果,北京人称香果为虎拉车,不知是否这几个字。春来花如海,一片粉白,香气飘得很远。我们在果园的活是打药。没有任何防护,杀虫药的气味很难闻,我总是告诫自己不可畏缩,这就是改造。

公社希望我们写一本公社史,我曾和好几位参加过各种工作的人谈话,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总是记得哪年哪月吃过什么样的饭。一位当时跑交通的农民说,他曾翻越几重山送一件急信。他说,头一天在一个村里吃的格仁粥,即玉米磨碎煮成干饭,第二天在一个村里吃的是绿豆小米干饭,那对他是盛宴,说起来似仍在咂摸那饭的滋味。温泉屯的支书不合原则地怀念解放前的日子,说那时村里小铺卖的油饼真好吃,现在没有了。在六十年代的饥饿中,我对他们记忆的重点稍有体会。千千万万的农民种出粮食养活大家,可是对他们来说,饥饿的威胁并没有远离。

下放一年,我是有收获的,曾想,学生如能在假期到农村去几个月,亲近农民,--那毕竟是中国人的大多数,会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国家,也更懂得我们的历史,只是,那些政治斗争可以免去。

1996年5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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